江淮大地上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青铜器，发现了诸多铸铜遗迹，是早期中国多彩文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为历史断代的研究提供重要线索，为青铜文明的进程填充华彩的证据链，为文化认同的阐述增添生动注解。
兽面纹铜尊、云雷纹大铙、吴王光鉴、铸客大鼎……在安徽各地的博物馆内，青铜器往往荣登“镇馆之宝”的位置。夏商周时期，青铜器的生产与使用逐渐走向巅峰，成为中华文明代表性的物质遗存之一。江淮大地上出土的青铜器，是早期中国多彩文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青铜是红铜、锡、铅等金属的合金，硬度高、熔点低。青铜在浇铸时气泡少，流动性好，可铸出锐利的锋刃及精细的花纹，适于制作坚实的兵器、工具及金光亮丽的容器。
青铜器有哪些种类？按用途可分为礼器、乐器、兵器、工具及车马器。作为国之重器，青铜器的丰富形制与精美纹饰也是研究当时社会的代表性文化符号。夏代是青铜器时代的初期，种类少，器型小，质地薄，纹饰不发达。商代的青铜器由成熟走向鼎盛，器型丰富，工艺精湛，纹饰繁丽。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加长，并出现新的器型。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也制造青铜器，形成了不同的风格特征。战国时期进入了封建社会，青铜器拥有了更为强烈的生活气息。青铜器的演变历程，昭示着社会发展的脉络、历史前进的脚步。
肥西三官庙遗址，18件青铜器出土。这里成为全国一次性出土夏商之际青铜器数量最多的遗址，为研究“第一王朝”的历史进程，提供了重要的考古线索
去年12月30日，引江济淮一期工程试通水通航。在此前的五年中，伴随着建设工程的开展，文物部门对于引江济淮工程安徽段沿线文物遗址进行了一系列考古发掘和抢救保护，为大众揭开了更多的历史之谜。三官庙遗址，正是其中之一。
三官庙遗址位于合肥市肥西县桃花镇顺和社区西南900米处，一个高出周围地表约5米、长满茂密树木的台墩之上。考古人员发现，这个不起眼的小聚落，竟埋藏着非常重要的遗物和遗迹现象。在发掘初期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还发现了保存较好的南北2处房屋遗址。通过陶器的器型与碳十四鉴定，专家们判断三官庙是距今3500多年前的夏商之际聚落遗址。
在这个小遗址中，出土了一批青铜器，总共有18件。器型以兵器为主，包括有铜箭镞、铜戈、铜戚、铜钺等。也有一些类似于礼仪用器，比如：铜铃、铜角形器，还有一些装饰精美的铜器残片。出土铜铃的造型，和之前在肥西县大墩子遗址出土的、现在收藏于安徽博物院的一件铜铃非常相似，也和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石舌铜铃”非常接近。
专家认为，三官庙遗址发现18件夏商之际青铜器，成为全国一次性出土夏商之际青铜器数量最多的遗址，并可能是我国迄今发现包括钺、戚、戈、凿、铃、牌的完整仪仗青铜礼器组合和“毁兵”习俗的最早案例。
这批青铜器的出土，让这处规模不大的遗址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出土陶器和遗址的规模，不足以匹配这批青铜器；这批青铜器不但等级高，成分也比较复杂。这批青铜器的主人是谁，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在研究过程中，有专家注意到“桀奔南巢”这个记载于史书中的一段历史。在三官庙遗址发掘之前，也有学者将安徽江淮地区此类遗存，作为“桀奔南巢”的考古学探索对象。当然，目前尚不能在三官庙遗址和“桀奔南巢”的某个事件之间完全画上等号，但三官庙遗址所在巢湖西岸的位置，与学术界大多数认为的“南巢”位置吻合；遗址陶器和测年反映的年代，与“桀奔南巢”历史时代吻合。
从“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到“桀奔南巢”，历史文献均有记载。蚌埠禹会村、肥西三官庙夏代一头一尾两处遗址的重要发现，为之提供了考古学线索，业内认为，这对研究夏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格局有重要意义。
2020年4月6日，肥西三官庙遗址项目入围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拂去历史尘埃的三官庙，是一把打开未解之谜的“钥匙”，向大众展示了中华璀璨文明的“青铜伊始”。夏代以后，江淮大地出土的青铜器，越发以光彩夺目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台家寺遗址发现了铸铜遗迹，这是在商代都城遗址以外首次确认铜容器铸造活动。一系列珍贵文物的出土，向世人展示着淮河流域灿烂的青铜文明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内，一件名为商代龙虎纹尊的文物，颇为引人关注。文物高50.5厘米，口径44.9厘米，上部饰有三条曲身龙纹，龙首探出肩外。腹部以云雷纹为地，装饰三组虎食人纹；圈足饰饕餮纹，透露着“狞厉之美”。这件珍贵文物，上世纪50年代在阜南县被发现，同时期与它一起“惊艳”面世的还有一件饕餮纹尊，现藏于安徽博物院。它们是“青铜时代”的瑰宝和重器，来自台家寺遗址。
台家寺遗址，位于阜阳市阜南县朱寨镇三河村白庄自然村，是商代早中期淮河流域的高等级聚落。流经该遗址的润河河道内曾出土两批商代青铜器。这一处商代青铜文明中心，在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下，逐渐揭开了神秘面纱。
2014至2017年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考古系组成了台家寺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三年间，一共发掘了2500平方米，清理了一批商代的房址灰坑和墓葬，发现了完整的方形围沟，大型建筑、铸铜遗存和商代墓葬等重要的遗迹，也出土了大量的商代遗物。
通过考证，专家推断它的手工业中最为重要的是铸铜手工业，在该遗址中发现了铸铜遗迹和遗物，这是在商代都城遗址以外首次确认铜容器铸造活动，也是这两处都城遗址外发现陶范数量和铸造器类最多的铸铜遗存，填补了早商与晚商之间铸铜手工业遗存的空白，对研究商代对金属资源的控制与分配、铸铜技术的控制与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台家寺遗址的商代大型台基建筑和上面的这些大型房址是比较典型的商文化建筑，是目前所知的淮河流域最高等级的商代建筑。专家认为，台家寺遗址是安徽乃至南方地区商周考古的重要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历史价值。
3000年前，商人创造了淮河流域灿烂的青铜文明。2019年10月，台家寺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周边是润河河道，也是湿地公园，环境保护与文物保护相互融合，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景观交相辉映，是淮河人家的美好家园。
江淮大地多处青铜冶铸遗存的发现，凸显了夏商周时期安徽江淮地区作为“金道锡行”和南铜北进原料产地、通道和驻点的重要地位
青铜器的制作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平、复杂的生产组织和多元的资源配置。夏商周时期，安徽江淮地区堪称是一条青铜器生产与输送的“战略通道”。
合肥大雁墩遗址西周时期青铜冶炼遗存；庐江凤形遗址西周晚期陶范、鼓风管、铜渣，庐江坝埂遗址春秋时期炉缸壁、陶范、石范，庐江丁家畈遗址西周中晚期-春秋早期铜锭，以及铜陵师姑墩遗址二里头三四期、安徽淮河流域多处商代青铜冶铸遗存的发现，凸显了夏商周时期安徽江淮地区作为“金道锡行”和南铜北进原料产地、通道和驻点的重要地位。
战国时期，出土于淮河流域和江淮地区的战国晚期楚墓的大量青铜器，则更是体现了当时社会历史环境的变化。
东周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割据。与此同时，列国青铜器数量激增。随着青铜礼器制度的破坏，青铜器的使用更加广泛，不仅限于王室和上层贵族，而是已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位于寿县的蔡侯墓出土青铜器486件，佐证了这一观点。486件青铜器中包含礼器和生活用器90余件，乐器32件。当时，作为小国的蔡国，介于相互争霸的吴、楚两大国之间，处境十分艰难。然而，蔡侯随葬的青铜礼器仍十分丰盛，可见“礼崩乐坏”风气之烈。
夏商周青铜礼器的品类、形制、纹饰乃至铸造工艺由简单到复杂、低级到高级，这是技术进步与礼制需求的真实表达，也是社会历史进程的缩影。有专家认为，青铜器生产，作为复杂的生产活动本身会推动社会的复杂化，同时会加强社会群体之间的关联性，进而推动了早期国家的形成。另一方面，早期中国通过青铜器这一重要的文化因素形成一种文化认同，进而达成早期文明走向的一致性。青铜器，江淮大地上这一笔灿烂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文化认同感与文化归属感的重要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