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原党委书记、总编辑王维同志今天上午在沪逝世。
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了中国新闻史的史册上。1919年出生的王维老将大半辈子的精力，投入了办好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的事业中，展现了关心《解放日报》进一步发展的极大热情。
我们谨选取王维老在纪念《解放日报》创刊6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稿（有删节），以及儿媳、著名作家王小鹰记述王维老的文字，以寄托我们深深的哀思。
王杰 摄
“只能挑六十斤，却把八九十斤的重担压在我的肩上”
解放日报原党委书记、总编辑 王维
上海《解放日报》，创刊60年了。60年是个大庆，我作为《解放日报》的一个老报人，90岁了，还能参加这样隆重的纪念会，心里很高兴。
早在抗日战争的1941年，党中央在延安创办了《解放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她在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为我们民族解放，为党与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杰出的贡献，教育了整整一代人，我就是其中之一。从那个时候起，《解放日报》在我的头脑里，就有很高的威信，我对她就有很深的感情。
把《解放日报》的报名给上海，是毛主席决定，由周恩来同志宣布的。把党中央的机关报的报名给上海，是上海的光荣。
上海《解放日报》，开头五年，即从1949—1954年，是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兼上海市委机关报。20世纪60年代初，重新建立华东局，从1962年到1964年，则是上海市委机关报兼华东局机关报。当时，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都很重视对解放日报的领导，为报社创造了许多条件，报纸也办得比较好。上海《解放日报》，在华东各省市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我是1954年冬开始进《解放日报》工作的。当时上海市委派我到解放日报担任副总编辑，负责夜班工作，看大样，签字付印，我觉得非常光荣，但责任也很重大。我知道自己的底细，不论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字表达能力，都是不够格的。比如我只能挑六十斤，却把八九十斤的重担压在我的肩上，只好跌跌撞撞地往前走，小心谨慎做工作。我先后做过张春桥、杨永直、杨西光、魏克明的助手，1962年改任第二总编辑，主持日常工作。我们那时都重视学习继承延安《解放日报》的好传统，尊重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在政治上坚定不移地宣传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组织上依靠全党办报，在新闻业务上，则重视发挥评论和先进典型的作用。有些社论曾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各行各业都有先进人物，其中“南京路上好八连”，就是由《解放日报》率先宣传的。三年困难时期，报纸宣传遇到困难，许多事情不好说，于是想出发起“我和祖国”的征文活动，由读者以自己在新旧社会的不同经历，来讲述社会主义祖国好。许多稿子写得很有感情，出现“作者含着眼泪写，编者含着眼泪编，读者含着眼泪读”的动人情景。同时还热情提倡新道德、新风尚，也收到相当好的效果。毛泽东主席在1963年曾对《人民日报》的吴冷西同志说，上海《解放日报》比较注意抓思想，抓思想工作。回顾往事，大的失误也是有的，1958年有关大跃进的宣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助长了实际工作中的损失，是个很大的教训。
“文革”十年，《解放日报》的领导权被篡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掌握舆论的领导，是多么的重要。我在“文革”前调到市委宣传部工作，粉碎“四人帮”以后调回报社主持工作。在真理标准讨论、改革开放初期，做了一些工作，但很有限，我把1983年交班时的状况与现状作了简单的比较，差距是很大的。事业发展，基础设施也好了，先进的印刷设备引进来了，这些都是在改革开放大好形势中取得的，也为今后更大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我对于现在这样兴旺发达的情况，真是满心的欢喜。
历届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对《解放日报》的工作，都很肯定，一再给予鼓励，强调要把《解放日报》办好。在报业集团成立以后，更明确指出，要发挥《解放日报》在集团中的核心作用，在上海新闻界起带头榜样作用。《解放日报》的同志也是勤勤恳恳工作，有许多新的创造，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现在和我当年所处环境有很大的不同，《解放日报》面临的竞争非常剧烈，困难相当多，但有利条件也很多。上海的大好形势，就是出好新闻、好文章的客观条件。我相信，在市委、市委宣传部的正确领导下，通过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按照以人为本的精神，把读者放在更突出的地位，多做读者的调查研究，从读者的实际情况出发，使自己的新闻宣传内容更有针对性、形式更喜闻乐见。在坚持舆论导向正确的前提下，多花功夫把上级领导的意图，尽量通过新闻、评论等形式告诉读者。多做为读者服务的工作，通过服务，起到引导的作用，把党的机关报办得更加生动活泼，令人喜爱。
60年也是个新起点，我相信《解放日报》的同志一定会发扬好的传统，依靠各级党组织的支持，充分发挥报社同志的智慧，把光荣的《解放日报》办得更好，取得新的成就。
金定根 摄
公公的生命是与报纸熔铸在一起的
王小鹰
我公公今年实足一百岁（编者注：本文写于2019年），而他为之服务了近半个世纪的《解放日报》也要过七十大寿了。
公公跟唐代大诗人王维同名同姓，他虽不是诗人，却也偶尔出口成章，他的几首“赠儿诗”在我们家成了名篇。譬如“深夜思往事，枕边作小诗，书寄黄山麓，儿立松柏志。”还有“儿女得力，爹妈欢心。抓大放小，时效倍增。减少说话，多多作文。适当运动，讲究强身。脚步不停，后继有人”等等。
公公最愿称自己为“老报人”，以现代的说法，是“老新闻工作者”。
1941年春，正值皖南事变后，二十挂零的公公在《民族日报》当助理编辑，却被当作政治嫌疑犯遭国民党当局逮捕。几经周折逃离虎口，来到苏南新四军根据地。这以后，公公随部队转战大江南北，几乎一直从事战地记者和报纸编辑工作。
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发动淮海战役，在我第二、第三野战军围歼国民党黄维兵团的日子里，《江淮日报》上天天有歼敌战况，当时公公任《江淮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战士们说：“王维办报天天打黄维。”淮海战役后，公公奉命接收国民党《皖北日报》，他与一位记者冒着危险，乘小木船抢渡淮河，只花半天时间就完成接收任务，并于第二天在蚌埠出版我们自己的《江淮日报》。
公公办了一辈子报纸，绝大部分时间在上海《解放日报》工作。1954年冬，华东局撤销，公公被调到《解放日报》任副总编辑，当时总编辑是张春桥。公公负责夜班，每天下午3时到报社，看文件、看本市其他日报和《人民日报》，向有关同志了解待发重要稿件，要在开编前会前做到心中有数。晚饭后7时光景开始夜班，把新华社电讯稿都看一遍，对哪些应发、哪些不必发了然于心。本报采编的新闻稿和日班已排好的小样，他都要看过再送排字房和拼版房。各版打出大样后，还要从头到尾再看一遍。这样一直工作到次日凌晨方能回家。听我丈夫说，他们小时候很少能见到爸爸的面。他们起床上学，爸爸才下班回来；他们放学回家，爸爸又上班去了。
王杰 摄
前些年，公公腿脚还利索，我们曾陪他回到思南路、香山路口那幢小楼寻访旧迹，上世纪50年代公公刚调入《解放日报》工作时就住在那里。总编辑张春桥住二楼，公公一家住底楼；数年后，张春桥调走，公公升任第二总编辑，搬至二楼居住，其时在《解放日报》工作的姚文元搬进底楼。这一段“邻居”经历带给公公不少麻烦。“文革”十年中，公公被批斗、被隔离、被监督劳动。其间有几年搞什么大联合、“三结合”，报社不少同志提出“解放”王维，“结合”王维。汇报至张春桥处，张春桥反问：你们为什么对王维这样感兴趣？他们一家对党和毛主席都有刻骨仇恨，不但不能“解放”，还要狠狠批斗。
公公常说：“我这一辈子，要算和《解放日报》关系最多，得到它的益处最大，为它出力的时间最长，因它吃的批评也最多。”
我替公公算过，自他1954年进《解放日报》任副总编辑，至1962年升任第二总编辑，其间有过短暂调离，“文革”中又靠边站，直至1978年调回《解放日报》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这几十年中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他所担负的职责常常使他处于首当其冲的地位。《解放日报》是党报，要坚持新闻的党性原则，在那波谲云诡的政治风云中，主持笔政，真是左右为难，常常因为怕犯错误，却偏偏犯了错误，检讨了这个错误，可检讨又成了错误。可公公凭着他一个老共产党员对信仰的热忱和坚贞，一个老报人对新闻工作的深刻理解和敏感，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做了不少值得欣慰并能载入新闻史册的事情。
1978年公公重返《解放日报》主持工作，便提出“报纸应以发表新闻为主”“新闻要新，要让事实说话”，提倡“大家来写短新闻”；1980年初，创办了《报刊文摘》及《解放日报》市郊版作为新闻改革的试验田，受到上海、邻近地区及全国读者的欢迎；《解放日报》冲破禁区，于1979年正月初一率先在二、三版的下端刊登两条通栏商品广告，引起强烈反响，这就是公公提议并拍板实施的；苏州河畔发生怀孕女工陈燕飞跳水救人事件，第二天只有《解放日报》刊登这则社会新闻，因为陈燕飞只是个普通女工，平时没有什么突出表现，公公和负责夜班的副总编辑陆炳麟研究后认为，把蕴藏在普通群众心灵中美好善良的东西挖掘出来，发扬光大，更有意义。这则报道在社会上产生良好反响，也改变了一个普通女工的人生轨迹。
当年，我和丈夫刚开始谈恋爱，他就警告我：“像你这样小资情调自由主义的人，以后到我家做媳妇，恐怕很不容易。我爸爸对孩子非常严厉，他做报纸习惯了，横是横，竖是竖。他决定的事没有丝毫通融余地！”数年后我嫁入王家，看公公慈眉善目，讲话慢条斯理，便对丈夫的警告很不以为然。终于有一次，我尝到了公公的报人脾气。一天，我坐在客厅看报，手中捏了支笔，或许是想到了什么，便顺手在报纸空白处涂写起来。正巧公公进来，他刷地将报纸夺了过去，怒声斥责：“你怎么这样不爱惜报纸呀？”我难堪极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心里却很理解公公对报纸的特殊感情，公公的生命是与报纸熔铸在一起的！
公公住房的墙边走廊、床底橱顶堆满一摞摞旧报纸，按年月排列得整整齐齐。我写文章需要什么资料，公公允许我钻进报纸堆寻找，条件是用好物归原处。公公自己办报，读报也非常用功，各类报纸一一浏览，并将其间重要文章用红笔勾出，让孩子们传阅。
千禧年初，正值公公从事新闻工作满六十年，我写了一篇散文叫《报人王维》，兴冲冲拿去给公公看，请他提意见。不料他习惯地拿支红笔在稿子上划来划去，像修改大样似的，将文中稍带情感修饰的语句都划去，代之以严谨刻板的新闻词语。我不敢与公公争辩，只好找婆婆诉苦。婆婆说：“不要理他，你统统改回来！”我曾自告奋勇撰写公公的传记，却被他拒绝了。我们写小说喜欢添油加醋，公公一定是怕我的笔亵渎了新闻的真实与客观。
随着年纪增长，公公的视力愈来愈差，后来用放大镜也看不清了。我们曾带他去医院检查，看看是不是能换晶体挽救他的视力。可医生说，公公眼底黄斑太重，换晶体也无法改变视力衰退。有几年，公公就让小阿姨每天给他读报，他听得很仔细，小阿姨有时读错词，他还会纠正。可惜的是，近年来他的听觉也每况愈下，虽戴助听器，仍无法听清小阿姨读报的意思。有时看着公公霜白的大脑门，我想，他的百年人生会有什么遗憾？最大的遗憾恐怕就是现在无法再编报读报了吧！
（本文刊登于2019年5月28《解放日报》，作者为上海作家，著有长篇小说《你为谁辩护》《丹青引》《长街行》等）
解放日报原党委书记、总编辑王维同志今天上午在沪逝世。
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了中国新闻史的史册上。1919年出生的王维老将大半辈子的精力，投入了办好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的事业中，展现了关心《解放日报》进一步发展的极大热情。
我们谨选取王维老在纪念《解放日报》创刊6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稿（有删节），以及儿媳、著名作家王小鹰记述王维老的文字，以寄托我们深深的哀思。
王杰 摄
“只能挑六十斤，却把八九十斤的重担压在我的肩上”
解放日报原党委书记、总编辑 王维
上海《解放日报》，创刊60年了。60年是个大庆，我作为《解放日报》的一个老报人，90岁了，还能参加这样隆重的纪念会，心里很高兴。
早在抗日战争的1941年，党中央在延安创办了《解放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她在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为我们民族解放，为党与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杰出的贡献，教育了整整一代人，我就是其中之一。从那个时候起，《解放日报》在我的头脑里，就有很高的威信，我对她就有很深的感情。
把《解放日报》的报名给上海，是毛主席决定，由周恩来同志宣布的。把党中央的机关报的报名给上海，是上海的光荣。
上海《解放日报》，开头五年，即从1949—1954年，是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兼上海市委机关报。20世纪60年代初，重新建立华东局，从1962年到1964年，则是上海市委机关报兼华东局机关报。当时，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都很重视对解放日报的领导，为报社创造了许多条件，报纸也办得比较好。上海《解放日报》，在华东各省市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我是1954年冬开始进《解放日报》工作的。当时上海市委派我到解放日报担任副总编辑，负责夜班工作，看大样，签字付印，我觉得非常光荣，但责任也很重大。我知道自己的底细，不论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字表达能力，都是不够格的。比如我只能挑六十斤，却把八九十斤的重担压在我的肩上，只好跌跌撞撞地往前走，小心谨慎做工作。我先后做过张春桥、杨永直、杨西光、魏克明的助手，1962年改任第二总编辑，主持日常工作。我们那时都重视学习继承延安《解放日报》的好传统，尊重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在政治上坚定不移地宣传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组织上依靠全党办报，在新闻业务上，则重视发挥评论和先进典型的作用。有些社论曾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各行各业都有先进人物，其中“南京路上好八连”，就是由《解放日报》率先宣传的。三年困难时期，报纸宣传遇到困难，许多事情不好说，于是想出发起“我和祖国”的征文活动，由读者以自己在新旧社会的不同经历，来讲述社会主义祖国好。许多稿子写得很有感情，出现“作者含着眼泪写，编者含着眼泪编，读者含着眼泪读”的动人情景。同时还热情提倡新道德、新风尚，也收到相当好的效果。毛泽东主席在1963年曾对《人民日报》的吴冷西同志说，上海《解放日报》比较注意抓思想，抓思想工作。回顾往事，大的失误也是有的，1958年有关大跃进的宣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助长了实际工作中的损失，是个很大的教训。
“文革”十年，《解放日报》的领导权被篡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掌握舆论的领导，是多么的重要。我在“文革”前调到市委宣传部工作，粉碎“四人帮”以后调回报社主持工作。在真理标准讨论、改革开放初期，做了一些工作，但很有限，我把1983年交班时的状况与现状作了简单的比较，差距是很大的。事业发展，基础设施也好了，先进的印刷设备引进来了，这些都是在改革开放大好形势中取得的，也为今后更大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我对于现在这样兴旺发达的情况，真是满心的欢喜。
历届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对《解放日报》的工作，都很肯定，一再给予鼓励，强调要把《解放日报》办好。在报业集团成立以后，更明确指出，要发挥《解放日报》在集团中的核心作用，在上海新闻界起带头榜样作用。《解放日报》的同志也是勤勤恳恳工作，有许多新的创造，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现在和我当年所处环境有很大的不同，《解放日报》面临的竞争非常剧烈，困难相当多，但有利条件也很多。上海的大好形势，就是出好新闻、好文章的客观条件。我相信，在市委、市委宣传部的正确领导下，通过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按照以人为本的精神，把读者放在更突出的地位，多做读者的调查研究，从读者的实际情况出发，使自己的新闻宣传内容更有针对性、形式更喜闻乐见。在坚持舆论导向正确的前提下，多花功夫把上级领导的意图，尽量通过新闻、评论等形式告诉读者。多做为读者服务的工作，通过服务，起到引导的作用，把党的机关报办得更加生动活泼，令人喜爱。
60年也是个新起点，我相信《解放日报》的同志一定会发扬好的传统，依靠各级党组织的支持，充分发挥报社同志的智慧，把光荣的《解放日报》办得更好，取得新的成就。
金定根 摄
公公的生命是与报纸熔铸在一起的
王小鹰
我公公今年实足一百岁（编者注：本文写于2019年），而他为之服务了近半个世纪的《解放日报》也要过七十大寿了。
公公跟唐代大诗人王维同名同姓，他虽不是诗人，却也偶尔出口成章，他的几首“赠儿诗”在我们家成了名篇。譬如“深夜思往事，枕边作小诗，书寄黄山麓，儿立松柏志。”还有“儿女得力，爹妈欢心。抓大放小，时效倍增。减少说话，多多作文。适当运动，讲究强身。脚步不停，后继有人”等等。
公公最愿称自己为“老报人”，以现代的说法，是“老新闻工作者”。
1941年春，正值皖南事变后，二十挂零的公公在《民族日报》当助理编辑，却被当作政治嫌疑犯遭国民党当局逮捕。几经周折逃离虎口，来到苏南新四军根据地。这以后，公公随部队转战大江南北，几乎一直从事战地记者和报纸编辑工作。
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发动淮海战役，在我第二、第三野战军围歼国民党黄维兵团的日子里，《江淮日报》上天天有歼敌战况，当时公公任《江淮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战士们说：“王维办报天天打黄维。”淮海战役后，公公奉命接收国民党《皖北日报》，他与一位记者冒着危险，乘小木船抢渡淮河，只花半天时间就完成接收任务，并于第二天在蚌埠出版我们自己的《江淮日报》。
公公办了一辈子报纸，绝大部分时间在上海《解放日报》工作。1954年冬，华东局撤销，公公被调到《解放日报》任副总编辑，当时总编辑是张春桥。公公负责夜班，每天下午3时到报社，看文件、看本市其他日报和《人民日报》，向有关同志了解待发重要稿件，要在开编前会前做到心中有数。晚饭后7时光景开始夜班，把新华社电讯稿都看一遍，对哪些应发、哪些不必发了然于心。本报采编的新闻稿和日班已排好的小样，他都要看过再送排字房和拼版房。各版打出大样后，还要从头到尾再看一遍。这样一直工作到次日凌晨方能回家。听我丈夫说，他们小时候很少能见到爸爸的面。他们起床上学，爸爸才下班回来；他们放学回家，爸爸又上班去了。
王杰 摄
前些年，公公腿脚还利索，我们曾陪他回到思南路、香山路口那幢小楼寻访旧迹，上世纪50年代公公刚调入《解放日报》工作时就住在那里。总编辑张春桥住二楼，公公一家住底楼；数年后，张春桥调走，公公升任第二总编辑，搬至二楼居住，其时在《解放日报》工作的姚文元搬进底楼。这一段“邻居”经历带给公公不少麻烦。“文革”十年中，公公被批斗、被隔离、被监督劳动。其间有几年搞什么大联合、“三结合”，报社不少同志提出“解放”王维，“结合”王维。汇报至张春桥处，张春桥反问：你们为什么对王维这样感兴趣？他们一家对党和毛主席都有刻骨仇恨，不但不能“解放”，还要狠狠批斗。
公公常说：“我这一辈子，要算和《解放日报》关系最多，得到它的益处最大，为它出力的时间最长，因它吃的批评也最多。”
我替公公算过，自他1954年进《解放日报》任副总编辑，至1962年升任第二总编辑，其间有过短暂调离，“文革”中又靠边站，直至1978年调回《解放日报》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这几十年中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他所担负的职责常常使他处于首当其冲的地位。《解放日报》是党报，要坚持新闻的党性原则，在那波谲云诡的政治风云中，主持笔政，真是左右为难，常常因为怕犯错误，却偏偏犯了错误，检讨了这个错误，可检讨又成了错误。可公公凭着他一个老共产党员对信仰的热忱和坚贞，一个老报人对新闻工作的深刻理解和敏感，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做了不少值得欣慰并能载入新闻史册的事情。
1978年公公重返《解放日报》主持工作，便提出“报纸应以发表新闻为主”“新闻要新，要让事实说话”，提倡“大家来写短新闻”；1980年初，创办了《报刊文摘》及《解放日报》市郊版作为新闻改革的试验田，受到上海、邻近地区及全国读者的欢迎；《解放日报》冲破禁区，于1979年正月初一率先在二、三版的下端刊登两条通栏商品广告，引起强烈反响，这就是公公提议并拍板实施的；苏州河畔发生怀孕女工陈燕飞跳水救人事件，第二天只有《解放日报》刊登这则社会新闻，因为陈燕飞只是个普通女工，平时没有什么突出表现，公公和负责夜班的副总编辑陆炳麟研究后认为，把蕴藏在普通群众心灵中美好善良的东西挖掘出来，发扬光大，更有意义。这则报道在社会上产生良好反响，也改变了一个普通女工的人生轨迹。
当年，我和丈夫刚开始谈恋爱，他就警告我：“像你这样小资情调自由主义的人，以后到我家做媳妇，恐怕很不容易。我爸爸对孩子非常严厉，他做报纸习惯了，横是横，竖是竖。他决定的事没有丝毫通融余地！”数年后我嫁入王家，看公公慈眉善目，讲话慢条斯理，便对丈夫的警告很不以为然。终于有一次，我尝到了公公的报人脾气。一天，我坐在客厅看报，手中捏了支笔，或许是想到了什么，便顺手在报纸空白处涂写起来。正巧公公进来，他刷地将报纸夺了过去，怒声斥责：“你怎么这样不爱惜报纸呀？”我难堪极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心里却很理解公公对报纸的特殊感情，公公的生命是与报纸熔铸在一起的！
公公住房的墙边走廊、床底橱顶堆满一摞摞旧报纸，按年月排列得整整齐齐。我写文章需要什么资料，公公允许我钻进报纸堆寻找，条件是用好物归原处。公公自己办报，读报也非常用功，各类报纸一一浏览，并将其间重要文章用红笔勾出，让孩子们传阅。
千禧年初，正值公公从事新闻工作满六十年，我写了一篇散文叫《报人王维》，兴冲冲拿去给公公看，请他提意见。不料他习惯地拿支红笔在稿子上划来划去，像修改大样似的，将文中稍带情感修饰的语句都划去，代之以严谨刻板的新闻词语。我不敢与公公争辩，只好找婆婆诉苦。婆婆说：“不要理他，你统统改回来！”我曾自告奋勇撰写公公的传记，却被他拒绝了。我们写小说喜欢添油加醋，公公一定是怕我的笔亵渎了新闻的真实与客观。
随着年纪增长，公公的视力愈来愈差，后来用放大镜也看不清了。我们曾带他去医院检查，看看是不是能换晶体挽救他的视力。可医生说，公公眼底黄斑太重，换晶体也无法改变视力衰退。有几年，公公就让小阿姨每天给他读报，他听得很仔细，小阿姨有时读错词，他还会纠正。可惜的是，近年来他的听觉也每况愈下，虽戴助听器，仍无法听清小阿姨读报的意思。有时看着公公霜白的大脑门，我想，他的百年人生会有什么遗憾？最大的遗憾恐怕就是现在无法再编报读报了吧！
（本文刊登于2019年5月28《解放日报》，作者为上海作家，著有长篇小说《你为谁辩护》《丹青引》《长街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