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徽网消息 （钱 伟） 合肥包河区在一个人口10多万的新社区创立了共治理事会，并赋予其切实管理权限，让政府从无所不管的具体管理事务中抽身出来，让社区老百姓真正做主。
这个由辖区单位、社会组织及居民代表组成的理事会，不仅讨论社区的大小事宜而且下设专门委员会以项目运作的方式执行各项决议。工作人员引入专业社工，经费则来自财政支持和会员单位会费。成立两个多月来，社区群众参与度大大提高。
今年5月，安徽合肥市包河区滨湖世纪社区成立，成为全省首个街道级的大社区。这个有着10多万人口的社区“航母”成为基层社会管理的一块试验田，并探索出了“一核多元”的社会管理体制，即在党委总揽协调下多元化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其中，备受瞩目的就是同时挂牌成立的“社区共治理事会”。
通过共治理事会，社区大小事务由老百姓自己做主，社区党委书记郜志华称其为“社区联合国”。那么，在已有居委会、社区等自治组织的情况下，为何再设立共治组织，是机构重叠还是组织形式创新？
把空间腾给社会组织
党委政府引导，社区单位居民共治共管共建
“不怕做难事，就怕做了群众不理解。”郜志华上任以来，思考最多的问题，就是社区工作与群众的桥梁怎么架起来。
郜志华坦言，这些年的改革在社会领域动作不大，而现行的基层管理体制也出现了种种不适应，政府管理太多、群众参与太少的问题亟待破解。
“虽然已经有居委会这样的自治组织，但是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居委会大多只能承担上传下达等事务性工作，变成了政府下属机构，边缘化严重。而在主动融入社区管理、扩大群众参与方面脚步较小，创新乏力。”社区党委委员李瑞鹤介绍。“过去社区办活动，老百姓多是被动式介入、有限式参与。因为是否关心、参与对结果影响甚微，所以没积极性。”共治理事会秘书长吴成兵说，居委会在处理一些涉及辖区单位或需要与上级单位对接的问题时也普遍存在困难。
郜志华表示，整体而言，居民的主人翁意识未能完全发挥，社会组织发育不良，所以要补齐社会协同的短板，在社会管理领域减政放权。
滨湖世纪社区是新社区、大社区，辖区单位多、人口多，具备创新条件，所以社区在合肥市和包河区的支持下，挂牌成立了“社区共治理事会”，目的就是扩大社区管理的参与度。
“如果能让社区单位、居民共治、共管、共建，不仅社区的各项工作能更有效率地推进，重要的是更能得到社区居民的支持、理解，不再有社区干部流汗还挨骂的问题。”郜志华笑着说。
吴成兵表示，共治理事会正是搭建了一个群众参与的平台，能够真正实现在党委、政府引导下，把空间腾出来留给社会组织，让老百姓自己的项目自己办，不让政府的手伸太长。
“共治理事会的成员可以是社会组织、单位、个人，凡是热心于社区发展建设的都可以报名参加。”郜志华介绍，再经过所有会员选举产生理事长、副理事长和理事。
目前，共治理事会已有会员61名，其中单位会员27家，个人会员34位，其中个人会员半数为社区居民代表。
理事会不只是议事机构
下设民意征集等5个专业委员会，负责具体项目运作
在共治理事会建立之前，滨湖启明星幼儿园园长张承梅为学校门口设置“斑马线”的事情颇动了番脑筋。“学校在天山路和长沙路交口，但是校门口没有设置斑马线，160多个孩子上下学的安全很让人担心。我去相关部门咨询，都表示可以设置，但是谁来出钱还是扯皮。”
社区成立共治理事会，张承梅马上就将这一项目报到了理事会民意征集委员会。民意征集委立案后，共治理事会理事成员进行了审议商讨，最后达成共识，确定由理事会的项目运作委员会进行操作，请交警部门过来设置斑马线，资金则由理事会出。
“目前理事会有1名理事长，6名副理事长，10名理事，都经选举产生，主要为社区干部、辖区单位负责人及居民代表。”吴成兵告诉记者，“在审议项目时，主要由这17人组成的理事会来进行决策，讨论项目时，项目利益相关方也会共同参加讨论。”
郜志华介绍，目前理事会下设5个专业委员会，包括民意征集、项目运作、财经管理、民主监督、慈善救助等方面。“社区居民有想办的事情，可以直接到民意征集委登记备案，立案后报请理事会进行审议，审议通过后就由专门委员会进行运作。”郜志华说。
“自从知道社区成立了共治理事会，不少居民报名想成为会员，同时提出了小区基础设施建设、生活污染处理、小孩集中课业辅导等多个问题，希望通过理事会来解决。”刘莉是滨湖世纪社区观湖居委会的居民代表，她告诉记者，听说可以自己参与讨论决定想办的项目，社区居民的积极性特别高。
社区涉及问题复杂，群众诉求多元，都能立项办到吗？
“目前，项目还是通过民意征集委登记，然后理事会根据群众诉求的轻重缓急分批分级立项，着急的先办，不急的缓办，容易办的立即办，有困难的协调办，不合理的做好解释。”吴成兵说，现在民意渠道更加畅通了，小问题不会积累成大矛盾。
有了共治理事会这一平台，更多的社会组织可以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也可以培育出更多社会管理主体。
“社区的每个居委会也是共治理事会的成员单位，通过这一平台，许多居委会想办而没能力办的事可以得到解决。”郜志华说，今后居委会也可以放开手脚。
“5月初挂牌成立以来，共治理事会已经征集7个项目，都已在研究办理当中。”共治理事会民意征集委工作人员韩凤霞说。
“为了保证理事会的公开透明和办事效率，还有专门的监督机构，成员和社区居民都可以随时向社区反映发现的问题。”李瑞鹤介绍，今后理事会将采取“轮值制度”，理事长等岗位将由成员轮流担任。
如何保证专业性、独立性
引入专业社工，政府要克制越俎代庖的冲动
做项目，就得花钱，钱从何来？
“目前，社区每年会给予共治理事会100万元的财政支持，同时，各个会员单位也会交纳一定的会费，还有一些自发的捐款。”郜志华说，目前做的事还没遇到资金困难。“随着群众参与度越来越高，项目越来越多，理事会将来需要多少经费还没有一个准确的估算。”吴成兵表示，参与度越高理事会的影响力也会越大，到时候可以获得的捐款和来源也会更多。
每个部门都需要人手，人又从何来？吴成兵介绍，当前理事会还是通过向专业社工机构购买服务的办法保证日常运营，5个专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都来自合肥当地一家社工机构。
“社工认识问题的角度、处理问题的方式、归纳民意的思路都更加专业和成熟，有助于推动理事会各项工作的专业化发展。”吴成兵说。
郜志华说，目前最大的难处还是群众以及辖区单位认识的问题，一些人对于理事会的功能还不够了解。“只有让更多人认识到共治理事会是大家共同参与的自治机构，能办成大家想办的事情，才能把社区所有居民都调动起来，形成一种‘有事就找理事会’的氛围。”郜志华说。
记者发现，目前共治理事会的大部分理事成员还是社区各单位的负责人，虽然有参与热情，但是更多时候由于工作繁忙，参与理事会议事的时间受到影响。同时，由于成员来自各个行业各个领域，能力水平也参差不齐，能否科学议事和有效决策也成问题。
“下一步，除了工作人员更好地协调议事时间，社区将进一步引入专业社工，对参加议事会的理事成员进行专门培训。”郜志华说。
“社区共治理事会的核心是发挥基层政府、社居委、居民、辖区经济组织、志愿者、社区居民等主体的积极性，以达到能够对社区公共事务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的目标。”安徽省社科院博士顾辉说，在群众民主和权利意识增强、基层矛盾高发的背景下，共治理事会能让政府从无所不管的社区管理事务中抽身出来，有积极意义。
顾辉同时认为，社区居民的自治意识是一个自发过程，需要时间和耐心，因此，政府要克制住越俎代庖的冲动，在合理引导中把握尺度，把握好管与不管的界限。
“政府主导的基层管理和社会建设的制度惯性，使群众对社区治理形成了‘路径依赖’，认为‘有困难，找政府’。”顾辉告诉记者，“在这种心理定势下形成的居民参与度不够、自我管理的意识薄弱、自我服务的能力不足等问题要想完全得到解决，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