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徽网消息 （刘毅强） 8月7日，前红色高棉的领导人农谢（Noun Chea）和乔森潘（Khieu Samphan）因为在执政时期犯下谋杀、灭绝罪和其他罪行被红色高棉特别法庭判处最高刑罚──无期徒刑。我有幸亲眼目睹历史，并担任受害人代理律师之一，希望记录下来自己的一些感受给更多人分享。
红色高棉特别法庭，当地华人称为审红庭。这是一个联合国和柬埔寨政府联合成立的国际法庭，目的是审判红色高棉前领导人在其统治时期（1975-1979）犯下的罪行。基于联合国和柬埔寨政府签订的协议，审判由柬埔寨本国法官和国际法官共同主持。在联合国设立的众多法庭中──包括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红色高棉特别法庭是唯一设在亚洲的国际刑事法庭。
而002 号案件是红色高棉特别法庭的“代表性案件”，它涉及的范围几乎包括了整个前红色高棉的罪行，比如影响了全部柬埔寨人口的强制金边撤离等行为。审理对象是前红色高棉现存的主要领导人，包括时任前红色高棉二号人物农谢以及前国家主席乔森潘，前外交部长英萨利和前社会事务部部长英蒂迪。上述几人被控于在红高执政时期犯下种族灭绝罪、战争罪以及危害人类罪。此后英萨利因病去世，而英蒂迪因为患有老年痴呆症而无法再参与庭审，002号案件因此只剩下两名被告农谢和乔森潘。
最终判决离罪行的发生之日已经相距35年，绝大部分存活下来的柬埔寨人已经选择了忘却。或许出于无奈，毕竟审判的聚焦几度缩小，与大部分人的生活已经没有直接联系。审判红高的前领导人对大多数柬埔寨人来说更像是一个碰巧发生在自己国家的历史事件：大家都有听说，但是并不清楚审判能够对自己依旧贫穷和落后的国家，或者个人生活的挣扎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010年进行柬埔寨全国范围内调查显示，只有10%的柬埔寨人能够说出法庭里面的被告是谁。柬埔寨文献记录中心在判决之后全国12个省份进行的调查显示，尽管大多数人对判决结果表示赞同，但认为想要获得的正义并不止于此。
艰难到来的一天
法庭开庭时充满了“文明”的气息。法庭十分明亮，摆满了显示屏、电脑、话筒，穿着各式律师袍的律师们就坐之前还不免寒暄。在法庭里我与农谢和乔森潘的距离不过十多米，常常仔细观察这两个历史人物。他们都是静静的坐在自己的律师团队后面。他们已经没有经济能力支付高额的律师费，联合国为其请来辩护律师。
乔森潘看起来确实很像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自己出版了多本书籍论述自己并不属于前红色高棉决策层，因此对红色高棉的决策并没有参与。在庭审辩护中他的律师也执行这一思路。早年留学法国的他，至今仍然可以用流利法语与自己的法国律师交流，对审判的进程也很清楚。听乔森潘的律师后来讲，我第一次出庭的那天主审法官的介绍里面是用了Chinese这个词，乔森潘专门问了他的律师我是从大陆来的还是从台湾来的。
而农谢则是一个彻底的“革命家”模样。根据无罪推定原则，他大可像绝大多数在国际法庭受审的被告一样保持沉默，避免节外生枝。但是已经88岁的他不止一次慷慨激昂的就红高的政策进行辩护。在庭审的结案陈词中，他承认对国家所遭遇的惨痛经历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但否认自己应当据此承担法律政策。他的辩护律师所采取的策略更加“技术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律师致力于证明审红庭因为各种原因无法给予被告一个公正的审判，这只是一个没有保障被告权利的样板审判（Show Trial），因此法庭必须将被告无罪释放。
因为案件巨大而又复杂，002号案件仅起诉书就有1000多页，加之法庭有三种工作语言，审判旷日持久。审判后来将这一案件分割为更小的案件进行审理。审理范围缩小，检察官和审判分庭意见相左，上诉耗费了两年之久（此间审判并未中断）。
即使是分割成更小的案件进行审理也未必是一件更加轻松的事情。光是开庭就有222天，共有92人出庭，其中包括3名专家、53名事实证人、5名品格证人和31 名受害人。此外，两名医生和两名医疗专家也就被告健康状况出庭接受了问询。
宣判两名前领导人终身监禁的同时，审红庭首席法官聂农（Nil Nonn）亦宣布，法庭认定发生或“针对柬埔寨平民的，广泛和系统性的伤害。”红色高棉罪行的受害人Chum Met在参加完庭审走出法庭以后，向在场记者大声说这是一个公正的审判，他终于等到这一天。他曾经被关押在臭名昭著的S-21集中营。那里最早是金边市中心一个中学，红色高棉后来将它改成监狱，而现在已经被改成屠杀纪念馆。
绝大多跟Chum Met一样曾经被关押在这里的人，在惨遭各种酷刑而“招供”自己是越南或者美国间谍之后，被送往了钟屋杀人场（killing fields）杀害。法庭上的证据表明这个集中营直接向农谢和其他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汇报，而这些报告让红高的领导人坚信自己必须要采取极端的措施进行清洗和“教育”。这些极端措施导致了柬埔寨和人类历史上惨绝人寰的暴行，这个国家大约至少170万人（当时柬埔寨人口共约800万人）在红高的统治下因为屠杀、饥饿和疾病而消逝。像Chum Met这样侥幸活下来的人，终身都生活在那段时期的阴影中。 看到红色高棉前领导人终于受刑，他和另外一名受害人在走出法庭以后抱头痛哭。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补偿他们的损失，可以抚平内心中的伤痛。他们只是要个“说法”，换言之，就是历史承认对是对，错是错。
